“旧派武侠小说”所指的质疑
海内外许多学者提到还珠楼主、王度庐、宫白羽等的作品时，大概为了区别于以金庸、梁羽生为代表的“港台新派武侠小说”，都称之为“旧派武侠小说”，我认为这在概念上是值得商榷的。 据我所知，“旧派”之称，滥觞于范烟桥的《民国旧派小说史略》一文（见收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魏绍昌主编的《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》上卷）。范烟桥在文中说，“旧派”也者，指的是民国时期的章回小说；他所与之对举的“新派”，则指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艺小说。所以，他的“新”“旧”含义，与现在论者引用时的含义完全不同。 范烟桥该文，其实是1927年所著《中国小说史》的一部分（原文见收于我们所编的福建人民出版社版《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》上卷,题为《最近十五年之小说》），其中并没有“旧派”这一定语。这个定语是六十年代魏绍昌编《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》时让范烟桥加上去的（见该《研究资料》“叙例”，魏先生还亲口对我们讲过此事，认为现在看来，这样做其实不妥）。这件事反映着解放之后在大陆的“中国现代文学”学科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“左”的“文学史观”的影响：按照这种“文学史观”，“现代文学”或“新文学”，指的仅仅是 “五四文学”及其“嫡派”（包括“革命文学”和“进步文学”两部分）；以鸳蝴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，则是应该加以“消灭”的“逆流”。魏绍昌也好、我们也好，编集上述两种资料时，遵循的仍是这种“现代文学史观”，不同之处在于，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干这件事的，所以没有采取那种“修改史料”的“反历史”做法，但在我们所收还珠楼主小传那样的资料里，仍能发现明显的“左”的痕迹。至于范烟桥、郑逸梅，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运动之后，他们在六十年代已被“改造”得很“好”了，主动接受“旧派”这个定语就是有“自知之明”的表现，这比“逆流”不是好得多吗？ 厘清上述渊源之后，今天显然应该摈弃“左”的文学史观，来客观地、科学地考察“旧”与“新”的历史内涵和价值标准。我认为，将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放到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，有两个重要的参照系：一个是“五四新文学”、一个是“晚清旧文学”，这两个参照系间的“新”“旧”之别是一种质的区别，其主要价值标准在于是否具有“现代性”。当时的中国，文化上的“现代性”主要体现为“人文精神”。在武侠小说范畴，作为历史概念，“旧派”应指清末侠义公案及其流裔（民国时期，此类作品在坊间仍然很多，例如《三侠剑》等）。至于还珠、王、宫以及其他武侠作家的优秀或较优秀之作，由于或多或少具有了新的人文精神，应该属于和“五四”文学同质的东西，而不应泛泛地把它们列为与“新文学”对立意义上的“旧派”。范烟桥等以是否属于章回体来区分“新”“旧”，也是不妥的，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有不少“工农兵文学”就用过章回体，而王、宫等则已对章回体加以改造甚至摒弃了。 我以为，对以“北派五大家”为代表的武侠作品（包括更早的南向、北赵等），比较科学的称谓是“民国时期武侠小说”。这个称谓强调的是“时空范畴”，而从性质上考察，此类作品作为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类，则是与“五四新文学”共存、互补的。现在仍有论者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视为一钱不值的糟粕（袁良骏就是一个），他们与我们的根本分歧，恐怕还是在于“文学史观”。
